农业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提供人类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多种生态服务，但公众对于其重要性的认识远不及自然保护。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之一、最早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及重要的农业国家，中国进一步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履行公约及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回顾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发展过程、具体措施及成效，指出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程度逐年加强，在种质资源保护、渔业资源保护、牧业资源保护、外来物种入侵防治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然面临生境退化和破坏、外来物种入侵、遗传资源锐减、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威胁。鉴于2020年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受重视程度增加，笔者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6个方面的建议，包括：建立农业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体系；建立农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计划，整合农业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和农业可续发展，推动多目标的协同实现；推动建立完善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律和生态补偿措施；完善针对外来物种防控的法律和政策；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的方法和技术研究；加强科普教育和推动公众参与。

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确保基于科学证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得到充分确立和有效实施，评估和检验未来人类发展和政策选择的不同途径对自然和自然对人类贡献的影响，情景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情景和模型工作组通过开展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未来愿景规划活动，采用迭代、参与式的情景设计方法开发了"自然未来框架"（Nature Futures Framework，简称"NFF框架"）。"NFF框架"将人与自然关系置于核心地位，旨在审视自然的复杂、多重价值，探索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和自然对人类贡献的有效途径。为确保该框架下未来情景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迫切需要开展多层次（如区域、国家）的案例研究。为此，该研究系统综述了基于"NFF框架"发展情景叙述的方法流程，确立了基于"NFF框架"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情景开发要点，探索构建了"美丽中国""和谐中国"和"智慧中国"3套积极的未来情景。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定量评估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尤为重要，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在总结前人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从物质贡献、生态调节贡献和精神文化3个方面，构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的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评估的指标体系，并利用专家打分确定各级指标权重。该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可用于我国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的多尺度评估。同时，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允许在三级指标中增加反映地方或局地特征的特色指标，可以促进局地尺度的精细化研究，这将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管理和人类福祉相关的决策制定提供重要的科学基础。

农业是全球景观和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其不合理使用造成的生境丧失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威胁。国际《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爱知目标（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的实施是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举措，其中目标7提到的农业可持续利用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直接相关，同时目标1、4、5、8、13、14、15、18也促进了目标7的实现，掌握和评估相关"爱知目标"的进展状况，是调整、修改和确定全球农业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关键。该研究以农业相关"爱知目标"为基础，统计所有提交《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秘书处的缔约方目标进展信息，对比分析各大洲或农业大国的进展情况。结果表明，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完成情况总体较好，高于全球各目标的完成水平，而北美洲和欧洲完成情况则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选择的7个国家中，南非和中国完成情况较好，印度和巴西次之，法国、德国、加拿大靠后，总体表现出和大洲相似的趋势；目标总体有进展，但是仍无法有效实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通过分析目标的进展情况和问题，研究提出从有差异地制定目标、增加新的可量化目标、设定新的技术指标、加强交流和合作4个方面入手完善农业生物多样性指标的制定思路，以期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Fifteen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COP15）农业相关目标和指标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构建与生物多样性评估相关的政策工具，对于加强生物多样性评估与监管工作、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决策制定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仍然缺乏生物多样性评估方面的政策工具。为此，该研究在综合国内外生态环境保护先进理念、政策工具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生物多样性评估与政策制定的相互关系，研发了可将各层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纳入区域和行业发展规划与决策制定中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政策工具集成平台。平台从整体架构上包括4个子系统，分别是政策介绍、政策设计、政策进展和政策效果。利用该平台用户可以实现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体系管理、政策设计、政策进展评估以及评估结果输出等核心功能。在实践应用上，选择江苏省为代表性案例区，验证生物多样性评估政策工具在多层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设计中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以厦门海域为研究对象，基于填海造地、旅游娱乐、港口航运、渔业和工业5类用海类型共14种用海活动构建定量化的近岸海域利用强度指数。根据1980-2016年海域利用强度和底栖生物多样性数据，建立海域利用强度与底栖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模型，预测不同情景下厦门海域底栖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值。结果表明，构建的海域利用强度指数与绝大部分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建立的指数基本可靠。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中，香农多样性指数H'与海域利用强度指数建立了显著相关的关系模型，香农多样性指数主要受填海造地、捕捞和工业、生活污水的排放影响。"趋势情景""规划情景"和"优化情景"下，2035年厦门海域底栖生物平均香农多样性指数分别为2.88、3.14和3.06。2035年厦门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宜设为底栖生物香农多样性指数不低于3.06，应加强西海域和九龙江河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

农业集约化引起的景观变化是导致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原因，为评估农业景观结构变化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探索生物多样性未来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Meta分析（Meta-Analysis）构建我国农区不同土地利用强度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收集了来自全国298个农业景观样地的15 042条物种记录。依据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构建我国农区土地利用强度-生物多样性关系模型，并以浙江省为例，结合浙江省退耕还林、生态农业发展等土地利用政策和规划，基于Dyna-CLUE模型模拟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将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模拟和土地利用强度-生物多样性关系模型结果输入Flus-Biodiversity模型，从而模拟典型农区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提出浙江省农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优化方案。Meta分析显示，无论在景观尺度还是局部管理尺度上，随着农田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生物多样性均呈显著下降趋势。情景模拟发现，在所有情景中生物多样性都呈下降趋势，其中生态保育情景下降幅度最小，将常规农田转换为生态农田时生物多样性有所提高。因此，为进一步保护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改善生态环境，一方面应尽量保护农田周围的自然和半自然生境，以减少土地利用改变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其次，适当增加农业景观中的半自然生境，如人工林等，构建合理的农业景观格局；第三，适度推动有机管理或生态管理，合理化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有利于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第四，在保证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应深入推进退耕还林政策，严格限制生态功能区的土地开发，同时注重生物多样性完整性损失严重区域的保护。

土壤微生物是生态系统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控制着陆地生物圈中最大有机质库的周转。近年来，有关土壤微生物的海拔空间分布研究越来越多。以"elevation gradient （海拔梯度） "和" soil microorganisms （土壤微生物）"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核心集合数据库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搜索到相关文章共717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搜索文献进行发文量分析、关键词共现和文献共被引聚类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土壤微生物对海拔梯度的响应研究呈快速增长态势，且国内外研究趋势存在一致性。重点关键词主要包括"森林（forest）" "海拔（elevation）" "土壤真菌（soil fungi）""植被（plant） "等，这表明森林生态系统土壤微生物的空间分布是近年来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土壤微生物群落相对丰度及多样性在区域空间尺度上表现出明显的海拔分布格局，即沿着海拔上升出现递增、递减、单峰、" U"型和无显著变化5种模式。此外，驱动土壤微生物群落变化的环境因子也存在差异，包括土壤养分、植被特异性和气候因素等。因此，未来应根据研究区域特征，在不同海拔空间尺度探讨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多样性的分布变化机制，揭示不同尺度下的土壤特征和微生物群落变异程度，进一步量化自身及相关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

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可实现稳产增收，粮渔共赢，同时也对稻田土壤生态系统产生了显著影响。该文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稻-鱼、稻-虾、稻-蟹、稻-鳖和稻-鸭等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的研究进展，分析了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对农田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动物、土壤微生物和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稻田综合种养模式降低了土壤容重，提高了土壤孔隙度，改善了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增加了土壤养分含量；改变了土壤动物的丰度和群落结构，提高了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调节了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多样性；促进了农田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功能。然而，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也可能造成土壤潜育化、重金属污染等潜在风险。此外，不同的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对农田粮食供给和温室气体排放功能的影响各异。未来应进一步加强长期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对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的影响研究；阐明不同稻田种养模式下土壤物质、能量和信息流过程以及土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差异及其作用机制；集成应用科学合理的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厘清村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行为逻辑，对于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福建省501份村民问卷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生态认知、关系网络对村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行为的作用机制，并以人口统计变量和村庄特征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检验相似模型在不同群组间的差异。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等生态认知与关系网络对村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网络对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村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行为影响效应最大的因子是关系网络，其次是行为态度，影响最小的是主观规范。多群组分析结果显示，来自较小规模村庄的受教育程度高、高收入、男性村民群体的合作治理行为动力来源于其生态认知和关系网络的共同作用，而受教育程度低、低收入、年老群体的生态认知依赖于关系网络，但生态认知未能较好地转化为实际的合作治理行为。

绿色生产技术对于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福建省茶叶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采纳绿色生产技术能显著改善茶农的收入水平。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茶农，其家庭年收入可增加32.60%。（2）绿色生产技术具有互补效应，即同时采纳施用有机肥、生物农药2种绿色生产技术的茶农，其家庭收入的提高幅度远大于只采纳1种绿色生产技术的茶农。（3）从作用机制上来看，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提高了茶叶的市场价格，从而促进茶农积极扩大茶叶的种植面积，以便获得规模效应。鉴于此，政府应当加强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特别是对多项技术联合推广的政策扶持，并加强绿色技术队伍的建设。

精确评价乡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并识别其空间分异特征是合理制定国土综合整治规划和精准施策、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该研究针对效率模型权重分配影响评价结果的精确性问题，引入灾害脆弱性理论的压力冲击因果链分析框架，界定乡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内涵和形成机理，构建社会-经济-环境-压力-状态-响应（SEE-PSR）模型的致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3种效率评价模型对2018年上海市青浦区184个行政村进行评价和比较，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并将研究结果运用于国土综合整治时空配置实践。结果表明，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在环境、社会、经济等压力变化下所表现出的承脆体状态和综合应对能力过程符合"输入-产出"的系统致脆效率；采用熵权对抗交叉数据包络分析模型（EW-ACE-DEA）对乡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结果更具可信度和精确性；2018年该区行政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均值为0.595，全区值域范围为［0.404，0.787］，且空间上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采用乡村脆弱性等级-脆弱性空间集聚类型的综合配置法，可合理安排该区国土综合整治时序，上海市青浦区国土综合整治时空配置类型可划分为5类。该研究丰富了乡村地理学理论，可为乡村区域治理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为探究滇杨（Populus yunnanensis）在Cd、Pb胁迫下的生长及其光合生理反应，采用水培的方式对滇杨幼苗开展胁迫试验。结果表明，在Cd胁迫下，滇杨株高无显著变化，总根长显著降低，地径在Cd浓度为100 μmol·L^-1时显著增加；在Pb胁迫下，滇杨株高、总根长均显著降低，地径则在Pb浓度为50和100 μmol·L^-1时显著增加。Cd、Pb胁迫下丙二醛含量随着胁迫浓度增加而上升，总酚含量仅在胁迫浓度为100和200 μmol·L^-1时显著提高。200 μmol·L^-1 Cd处理、100和200 μmol·L^-1 Pb处理的叶绿素含量显著低于对照。PS Ⅱ最大光化学效率和PS Ⅱ潜在活性仅在Cd浓度为100 μmol·L^-1时显著低于对照。在Cd胁迫下，滇杨的净光合速率随着胁迫浓度的增加而降低，而在Pb胁迫下，净光合速率则随着胁迫浓度的增加先升后降。滇杨在Cd浓度为50 μmol·L^-1时耐受性最强，在Pb浓度为100 μmol·L^-1时耐受性最强，滇杨对Cd的耐受性强于Pb。

浮水植物有较大的水深适应范围，繁殖能力强，对营养物质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而且便于种植、收割和日常管理，被广泛应用于控制水体富营养化。除了植物的吸收及根区效应外，底泥的吸附与截留、微生物降解等途径也可以去除水中的污染物。但是，在同一近自然实验体系内，植物、底泥和微生物等在水体营养物质去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尚不明确。笔者通过模拟湿地生态系统，研究水体、植株、底泥N含量以及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等的变化，阐明浮水植物-底泥-微生物系统中各途径在富营养化水体N的净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处理40 d后，中、高N浓度系统中对照组和植物组水体NH₄⁺-N、NO₃^--N和TN的去除率均高于87%，且大多数情况下2组处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睡莲（Nymphaea tetragona）更适应在高N环境中生长，不仅生物量显著高于其他植物，且其对N的积累量也最高。低N和中N系统，对照组底泥的无机氮（IN）含量显著高于植物组，而在高N系统，IN含量在2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且均表现出累积效应。此外，与对照组相比，植物组底泥的根际细菌α多样性指数和群落结构无显著变化。与未灭菌处理相比，底泥灭菌后水体TN、NH₄⁺-N及底泥IN含量显著升高。该研究证明了在富营养化水体N净化过程中，除了植物吸收外，微生物作用和底泥的吸附与截留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为湿地系统中富营养化水体N的高效去除提供了科学依据。

选取太湖流域宛山荡为研究对象，探究水生植物恢复对湖荡湿地水质的改善效果及其对微生物群落代谢功能的影响。2019年3-6月通过地形重塑和生态缓冲带的建立，营造良好的生境条件，促进水生植物的恢复。于2019年8月-2020年8月对宛山荡西北湖区（示范区、敞水区和对照区）水生植物和水质进行跟踪监测，并利用Biolog技术对水生植物恢复后宛山荡西北湖区夏季水体微生物群落代谢功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示范区水生植物种类、盖度及物种多样性显著增加，其中沉水植物的增加尤为明显。（2）示范区水体透明度改善效果明显，比敞水区和示范区分别提高23%和30%。（3）示范区水体TN、NH₄⁺-N和TP去除效果明显，比敞水区分别降低32%、28%和28%，比对照区分别降低19%、32%和31%。（4）示范区水体叶绿素（Chl-a）和COD_Mn周年去除效果不明显，这与示范区地形、水文等因素有关。（5）水生植物的恢复能促进水体微生物群落演替，提高微生物对碳水化合物、羧酸类、多聚物类和胺类碳源的响应和利用，增加水体微生物代谢活性，提升湖荡区域水体自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