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海岸线长，沿海湿地资源丰富，但开展长期水鸟观测的湿地较少。为更好掌握广东沿海湿地鸟类多样性分布情况，识别广东沿海湿地生态环境主要问题和评估生态系统稳定性，于2016-2019年对广东西部雷州湾和东部汕头沿海湿地进行越冬水鸟观测，研究两地越冬水鸟群落物种、功能和谱系多样性的差异。共记录到水鸟6目10科63种96 048只，其中汕头沿海越冬水鸟群落主要由鸻形目、雁形目和鹳形目组成，而雷州湾则仅以鸻形目为主。两地水鸟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无显著差异，以体重、食性和取食层为特征的功能均匀度也无显著差异，但汕头沿海水鸟功能分异度高于雷州湾。在谱系结构上，雷州湾水鸟表现为聚集（SES.MPD<0），即主要受环境过滤影响；而汕头沿海则表现为分散（SES.MPD>0），以物种竞争为主要驱动力。以上结果表明两地水鸟群落构建机制存在差异，反映了当地地理位置、生境组成和人为干扰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建议研究区鸟类保护措施和生态恢复策略应根据水鸟群落特点制定。

连云港市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上，是水鸟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分别于2016-2018年冬季，对连云港市临洪河口、青口河口、兴庄河口和埒子河口湿地水鸟多样性进行调查。共记录水鸟47种，隶属于8目12科；其中，冬候鸟37种（占总种数的78.72%），留鸟5种（占10.64%），旅鸟5种（占10.64%）；有国家Ⅰ级和Ⅱ级重点保护鸟类各1种，累计共有5种水鸟的单次调查数量超过该物种全球种群数量1%的标准。不同年份间水鸟物种数和数量不同，2017年种类和数量均最多，2016年种类最少，2018年数量最少。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均以2017年为最高，2018年居中，2016年最低；而2016年Simpson优势度指数最高。4个河口间水鸟物种数和多样性指数差异不显著，但水鸟数量和密度差异显著（P均<0.001）。河口间水鸟相似性指数（≥0.600）均较高，其中，兴庄河口和埓子河口水鸟相似性指数（0.714）最高。研究结果表明连云港市滨海湿地是重要的水鸟越冬地，且不同河口水鸟多样性受各区域的围垦、开发建设和生境改变等因素影响。针对越冬水鸟资源及栖息地保护和管理提出了合理建议。

超大型城市具有多样的城市化梯度，是研究人为干扰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典型"样地"。上海城市化进程形成了以绿地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为主的陆生鸟类群落格局，选择上海滨江、海湾和佘山3个典型森林公园以及崇明陈家镇、港西镇和庙镇3个典型农田样地，阐明人为干扰对陆生繁殖鸟类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2016-2018年上海绿地和农田陆生繁殖鸟类群落结构稳定，密度呈稳定增长趋势，上海绿地陆生繁殖鸟类种群密度显著低于农田区域。上海绿地和农田生态系统中9种鸟类集团呈现不同分布格局，繁殖鸟类群落变异性指数与人为干扰强度变化量呈显著正相关，杂食鸟类相比其他鸟类集团对人为干扰具有较高容忍度。通过改造城市公园局部生境和改变生产模式，可以有效增加鸟类多样性。

于2017年10月-2019年5月，采用直接计数法、瞬时扫描取样法、卫星跟踪和最小凸多边形法（MCP），对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木扎提河流域灰鹤（Grus grus）的种群特征、活动范围、行为时间分配和行为节律进行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2019年越冬灰鹤种群数量超过4 700只，较2016年增加1倍多，种群发展动态呈上升趋势。灰鹤主要以家庭群为主（63.90%），聚集群次之（28.62%），孤鹤最少（7.48%）。家庭群主要以2成鸟1幼鸟为主（占46.82%），聚集群以5~8只个体为主（占65.91%）。整个越冬期持续140~160 d，灰鹤越冬期活动距离为1 058 km，活动区域相对固定，活动区域面积为125 km²。日活动面积和活动距离随着气温的变化而变化，温度降低，日活动范围和活动距离降低；反之，则增加。因此，活动面积和活动距离呈凹形变化，即先增加（10-11月），再逐渐减少（12-1月），然后增加（2-3月）的变化趋势。取食和警戒是灰鹤的主要越冬行为。灰鹤的46.8%日间时间用于取食，17.8%的日间时间用于警戒，用于休息、走动、理羽和其他行为的日间时间分别占13.4%、11.4%、7.4%和3.2%。日取食高峰呈双凸型，出现在8:00-9:00和17:00-18:00，分别达到57.0%和58.5%。休息高峰出现在11:00-15:00，占24.6%，呈单峰型。研究区灰鹤种群面临着放牧、农耕、天敌、道路车辆、低温和人为驱赶等诸多威胁因素。

鸟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动物类群，对环境变化相对敏感，常被用作环境监测和评价的指示类群，因此开展繁殖期鸟类群落研究对了解鸟类多样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于2016-2019年，每年采用固定样线（带）法对新疆塔城市4种生境繁殖期（5-7月）鸟类多样性开展2次观测。在塔城市4种典型生境22条样线（带）累积记录到鸟类15目40科115种。其中，库鲁斯台草原鸟类物种数、成鸟个体数均最多，塔尔巴哈台山灌丛、草原次之，而额敏河河谷林最少。同一生境中，仅库鲁斯台草原成鸟个体数（F=4.183，P=0.017）和密度（H=5.004，P=0.008）年度之间差异显著。塔尔巴哈台山灌丛和库鲁斯台草原鸟类物种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较高；额敏河河谷林鸟类Pielou均匀度指数和塔尔巴哈台山草地鸟类Simpson优势度指数最高；不同生境间鸟类群落相似性（0.33~0.58）不高。所有生境鸟类均以食虫性为主，库鲁斯台草原鸟类食性集团多样且较平均，表现出相对较多的鸟类物种数。综上所述，塔城市地理位置特殊、自然资源丰富，为鸟类栖息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选择辽宁省鸟类多样性代表性较高的6个研究地，于2012-2019年每年鸟类繁殖期前后各进行1次观测，以分析鸟类多样性变化原因。共布设固定样线10条和固定样点23个，每条样线长度为3 km。通过8 a连续观测，共记录鸟类178种202 622只，隶属于17目50科，优势种和常见种均以水鸟为主，其中夏候鸟70种，旅鸟47种，留鸟47种。观测到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3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16种。在6个观测样区中，老秃顶样区鸟类种类、数量、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变化幅度均最小，而辽河口和獾子洞样区4项指标变化幅度较大。整体来看，林地生境鸟类多样性相对稳定，而湿地生境鸟类多样性变化幅度更大。

2013年4月至2019年6月，采用样线法对玉门地区鸟类进行调查，共记录鸟类17目36科97种，其中水鸟46种，国家Ⅰ级保护鸟类1种，国家Ⅱ级保护鸟类10种。就居留型而言，夏候鸟（53种）和留鸟种数（23种）分别占鸟类总种数的54.64%和23.71%。各年度鸟类居留型组成略有差异，但差异不显著（F_2，20=1.385，P=0.296）。4种生境中，湿地生境鸟类物种多样性最高，村落生境最低；农田疏林和村落生境相似性指数最高，湿地和村落生境最低。湿地和荒漠生境鸟类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与其他生境之间均呈显著差异（P<0.05）；农田疏林生境鸟类多样性指数、均匀度与村落生境之间无显著差异（P=0.065）。相关性分析发现，4-5月玉门地区平均降水量与鸟类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之间相关不显著（r=0.02，P>0.05；r=-0.070，P>0.05），而4-5月均温与鸟类多样性指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879，P<0.05）。玉门地区繁殖期鸟类群落变化总体平稳，年间波动幅度小。

2016-2019年对甘肃省碌曲县夏季鸟类多样性进行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5目38科125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3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6种。有4种调查鸟类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列为易危（VU）等级，6种被列为近危（NT）等级。依据居留型可将调查鸟类划分为留鸟（56种）、夏候鸟（51种）、旅鸟（14种）和冬候鸟（4种）。根据《中国动物地理》，繁殖鸟类中以古北界鸟类为主，兼有东洋界鸟类，种数居于前列的几种类型分别为古北型（23种）、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18种）、不易归类的分布型（13种）、全北型（17种）、高地型（12种）和东洋型（10种）。该结果与碌曲处于东洋界和古北界过渡地带有关，充分体现了碌曲动物区系属古北界青藏高原区青海藏南亚区的基本特征。不同生境群落结构中，草原生境鸟类物种数最多，为71种，其次为乔木林生境，为61种，物种数最少的是河流生境，为39种。Shannon-Wiener多样性最高的生境是乔木林生境，其次是湖泊生境，灌丛生境最低。Simpson多样性最高的生境是湖泊生境，其次是乔木林生境，灌丛生境最低。G-F指数表明2016-2019年，整个调查区鸟类在科、属水平上的多样性较高。今后应加强对尕海湿地生态系统和则岔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以维护碌曲鸟类物种多样性。

鸟类作为生命系统的一个重要类群，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天祝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植被群落多样，为鸟类提供了多样的栖息环境。为了解栖息于该地的夏季繁殖鸟类多样性状况，于2014-2019年6-7月采用固定样线法对甘肃省天祝县夏玛地区鸟类进行观测。共记录到鸟类77种，隶属于8目26科。其中，留鸟48种，夏候鸟29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1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7种；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等级中的易危（VU）等级1种。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结构在种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上均以林地生境（59种，3.940 58，0.694 69）为最高，高山裸岩生境（9种，2.598 06，0.458 02）最低。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对天祝地区不同生境不同海拔观测到的鸟种数和数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海拔升高，鸟种数显著下降（P<0.001）。由于人类活动对该区生态环境的持续破坏，鸟类栖息地质量和面积受到不利影响，鸟类观测与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为查明坝上高原沽源地区夏季鸟类群落现状，于2016-2019年每年的6月和7月，采用样线和样点法，对河北沽源夏季鸟类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共记录鸟类15目40科138种，鸟类数量28 401只次。物种组成以雀形目鸟类为主，共21科66种20 049只次；居留型以夏候鸟（57种，占41.30%）和旅鸟（42种，占30.43%）居多；优势种为斑嘴鸭（Anas zonorhyncha）和栗耳鹀（Emberiza fucata）；国家Ⅰ级保护鸟类1种，国家Ⅱ级保护鸟类7种，"三有动物"108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1种，易危物种2种，近危物种5种。在不同生境，落叶阔叶林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3.107）最高，城镇Pielou均匀度指数（J）（0.808）最高；鸟类群落Sørensen相似性显示:草本沼泽和大型湖泊生境的鸟类组成比较相近，落叶阔叶林和城镇生境的鸟类组成差异较大；各生境之间鸟类群落beta多样性周转组分均明显高于嵌套分组。研究表明沽源的落叶阔叶林、大型湖泊和小型湖泊这3种生境具有较稳定的群落结构，应成为鸟类保护的重点关注区域，同时还应控制人为干扰。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人类最重要生存环境之一。在梳理湿地生态补偿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国内外湿地生态补偿政策与实践，针对补偿载体、方式、融资、标准、模式和绩效评估等进行总结分析，提出当前湿地生态补偿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系统制度设计存在欠缺，补偿资金渠道相对单一，补偿标准差异大以及严重缺乏相应监管、成效评估机制等。最后展望了湿地生态补偿的优先研究方向:（1）加强湿地生态补偿理论研究；（2）加快湿地生态补偿制度研究；（3）扩大湿地保护试点实践研究；（4）增强湿地生态补偿监管及补偿成效评估研究。同时吸收总结国内外科学有效的补偿模式，助推现阶段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为湿地生态补偿和修复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生态安全是内涵丰富的概念，包含生态系统、区域、全球等多重尺度，理解生态安全的尺度，是有效进行生态安全研究，进而构建全面的生态安全体系的基础。生态安全具有空间地域性、空间差异性和空间外溢性，每个尺度生态安全都有自身特征，同时尺度间又相互关联。全球尺度生态安全关系人类整体生存发展，区域尺度生态安全较容易在相应管治单元得到政策或工程的支持，生态系统尺度生态安全是理解生态安全机制最重要的尺度。不同尺度的生态安全均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根据尺度差异，全球尺度及区域尺度更关注社会因素影响，生态系统尺度更关注自然因素影响。不同生态介质的变化及影响特征，形成不同尺度生态安全问题。由于尺度不同，全球尺度生态安全评估主要采用模型法，区域尺度生态安全主要采用综合评价法、生态模型法和景观生态学方法等，生态系统生态安全尺度主要采用生态指标法和生态系统模型法。

水稻种植过程中农药使用品种多，频次高，田水还要定期排入周围水体，因此水稻生产对周围地表水体造成的农药污染风险较高。开展稻田用药风险评估可为农药在稻田使用的环境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暴露评估是风险评估的关键环节，该文较全面地总结了国际上已开发的农药在稻田施用后地表水农药暴露评估模型，包括美国的RICEWQ、Tier I Rice Model和PFAM模型，欧盟的MED-RICE和SWAGW模型，日本的Aquatic PEC、PADDY系列和PCPF系列模型及中国的TOP-RICE和PRAESS模型平台。介绍了各个模型的开发背景、概念模型与计算公式、输入参数与输出结果、模型特点及应用情况，从模型所属的模拟层次、模型的预测精度及模拟尺度等方面比较了不同模型的差异，并对现有模型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补充完善稻田-地表水暴露评估场景体系，加强模型的验证及不同模型之间预测结果的比较，开展流域大尺度综合模拟模型的开发。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引入生态系统贡献率对生态福祉核算方法进行改进，在此基础上构建人均生态福祉及生态-经济效率模型，同时引入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的生态福祉区划模型，进而提出生态福祉潜力指数，并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分析2000-2015年生态福祉区划的时空分布格局与生态福祉潜力。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人均生态福祉与生态-经济效率在省级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省区市人均生态福祉高，生态-经济效率低，反之亦然。（2）基于生态福祉公平性与效率性差异，将中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4类:高效-高福祉区在2015年首次出现，分布在湖南省；高效-低福祉区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低效-高福祉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低效-低福祉区在2015年零散分布在四川、广西、江西和海南4省区。（3）通过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相对福祉与相对效率之间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高-低聚集区多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低-高聚集区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效应的关联研究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领域的热点。土地利用变化下的生境质量变化研究为生态保护及土地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运用GIS技术和InVEST模型，基于2005-2015年遥感数据对内蒙古巴林右旗生境质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巴林右旗土地利用类型以草地、林地和耕地为主，3者面积占全旗土地总面积的85%以上。2005-2015年，湿地、建设用地和林地面积分别增加335.01、298.29和258.67 km²，增长率分别为91.80%、301.85%和12.07%，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分别减少533.98、279.28和78.71 km²，减少率分别为28.34%、5.63%和15.40%。10 a间，草地、林地、旱地和沙地转换面积较大，其中，旱地和沙地转换为重要生态用地（林地、草地、湿地）的面积为948.70和303.53 km²。巴林右旗生境质量指数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2005年较低等级生境质量区域面积占比最大，而2010、2015年则均以高等级生境质量区域面积占比为最大。10 a间，高、较高和低等级生境质量区域面积均有所增加，高等级生境质量区域面积增长和较低等级生境质量区域面积减少最显著，变化率分别为39.65%和37.55%。10 a间，研究区平均生境质量指数由0.457提高到0.528，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表明该区域生境质量总体趋于好转，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对该地区生态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稻壳和木屑为原料，分别制备不同温度（200~700 ℃）条件下稻壳生物炭（DBC200~DBC700）和木屑生物炭（MBC200~MBC700），对其性质进行表征，研究其对Cu²⁺的吸附效果，筛选出吸附效果最好的生物炭，进而探究其对Cu²⁺的吸附等温线、吸附动力学及动态淋洗吸附效果。结果表明，高温制备的生物炭有利于对Cu²⁺的吸附，木屑生物炭对Cu²⁺的吸附效果优于相同温度条件下制备的稻壳生物炭，其中DBC700和MBC700对Cu²⁺的吸附量最高。稻壳生物炭对Cu²⁺的吸附量与其pH、比表面积和羧基含量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与孔体积之间呈极显著相关关系；木屑生物炭对Cu²⁺的吸附量与总酸性官能团含量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与pH和羧基含量之间呈极显著相关关系。DBC700和MBC700对Cu²⁺的吸附等温线更符合Freundlich模型。准一级和准二级动力学模型都能较好地描述DBC700和MBC700对Cu²⁺的吸附动力学特性。此外，DBC700和MBC700对Cu²⁺的动态平均淋洗吸附量分别为7.58和16.12 mg·g^-1。可见，稻壳和木屑生物炭可以用作去除废水中Cu²⁺的吸附剂。

在分析滴水湖及其引水河道水系沉积物中Cu、Pb、Cd和Cr含量及其垂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地累积指数和潜在生态风险法进行重金属风险评价，并结合鱼体内重金属残留情况分析生物累积特征和食用风险，最后采用多元回归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沉积物中重金属来源进行解析。结果表明，以上海潮滩重金属元素背景值作为参照，滴水湖湖区及引水河道表层沉积物中Cu和Cd含量分别为背景值的1.3和13.0倍，但与国内外其他湖泊相比，滴水湖水系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水平较低。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垂直分布规律整体表现为随沉积物深度增加，重金属浓度有所下降，Cd表现出明显累积特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Cd是滴水湖水系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主要贡献元素。尽管生物体内重金属并未表现出食用风险，但Cu和Cd已呈生物富集特征。沉积物中Cu、Pb和Cr来源相似，均主要来源于交通活动；Cd主要来源于农业活动等人为因素。

为了探明新疆X湖高寒、高海拔采矿活动对该区环境中重金属的影响，采集不同点位土壤、水体和底泥沉积物进行系统评价。结果表明:该矿区土壤重金属平均含量均高于新疆土壤背景值，重金属在土壤中出现累积，采矿活动对土壤重金属的污染主要集中于As、Cd、Cu、Pb、Zn元素；总体上，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As和Cd浓度逐渐降低，而其他元素大致呈现逐渐升高的规律，各重金属元素在尾矿区出现明显累积。结合土壤重金属的正态分布、主成分分析/绝对主成分分数（PCA/APCS）受体模型、相关性分析和富集因子（EFs）分析可知，As、Cd和Cu的富集主要来源于采矿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物，Pb和Zn的累积主要来源于尾矿的元素溶出和施工车辆尾气的排放污染。评价结果表明区域水体水质状况良好，未出现重金属元素超标情况；As、Pb、Cd未在沉积物中富集，而Zn、Cu、Ni、Cr均出现富集。沉积物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和地累积指数评价结果表明，尾矿区至采矿区部分点位为中度污染，且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程度高于土壤。进一步开展高寒、高海拔矿区周边重金属元素的迁移转化规律及环境阈值研究，以及寻找适宜的生态恢复措施具有重要意义。